百年红学诈骗
胡适带头造假（十）
——全面清算由胡适肇始、中国「红学界」肆行欺诈的百年「红学」骗局
陶洙亲笔伪造一切「脂砚斋评本」（上）
【本篇内容提要】确认一切「脂砚斋评本」必定是伪本，陶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伪造「脂砚斋评本」的头号重大嫌疑。一旦锁定陶洙，陶洙亲笔伪造一切「脂砚斋评本」的罪恶事实就无法继续隐瞒下去。
曹頫（1706年6月8日～1775年？）原著百廿回《石头记》长期以来被篡名为《红楼梦》，原著者被伪托妄指为子虚乌有的「曹雪芹」，后四十回被诬称讹传为「高鹗」或「佚名」续作，《石头记》的真正作者、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人曹頫被刻意埋没遮蔽，这是中国文学、文化、学术、教育、思想和道德的沉痛悲哀；也是从胡适开始，到今天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谓「民间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为阵地，以冯其庸、周汝昌等著名「红学家」为骨干代表的「红学界」，对曹頫及其原著百廿回《石头记》，乃至对中国文学、文化、学术、教育、思想和道德犯下的严重罪行。
前文申论，胡适在其每一项「红学」论断上都肆无忌惮地撒谎，「细细考校」过各种《红楼梦》版本的胡适早就知道《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所附新绘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可以一举证伪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因为各种伪本小说第八回正文或夹评中都出现了仿画、简化《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所附新绘图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其中就包括胡适在其「新红学」开山之作《红楼梦考证》中特别鼓吹的「程甲本」——胡适早就知道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包括他为之作序的新式标点本「王希廉评本」，都是1900年之后炮制出笼的假古籍。
「程甲本」是个伪本，「程乙本」也是个伪本，是篡改《石头记》原著的拙劣赝品，胡适所论程伟元高鹗整理刊行活字本《红楼梦》、高鹗续作后四十回，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这谎言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近一百年。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还有更多的谎言有待粉碎，如有关所谓「曹雪芹」是作者及其生平的考证等。但是，从本篇专栏开始，我要转向对陶洙亲笔伪造一切「脂砚斋」评本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只有在深入了解陶洙伪造「脂评本」的事实之后，我们才能更清晰、更深入地确认胡适伙同陶洙、陶湘和董康等人肆无忌惮地撒谎造假的事实。
关于陶洙（1878-1961？字「心如」，号「忆园」）个人的情况，本专栏拟不展开，有兴趣的朋友敬请参看我在腾讯《大家》频道的系列专栏文章《罪魁祸首陶心如》（http://dajia.qq.com/blog/391318029134587.html）。
如前所述，胡适首先鼓吹的「脂砚斋评本」之「甲戌本」和「庚辰本」在第八回正文中都篡入了仿画、简化《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所附新绘图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因此「甲戌本」和「庚辰本」必定是伪本，必定是1900年之后炮制出笼的假古籍。
程甲本、甲戌本、庚辰本「通灵宝玉图」比较
程甲本、甲戌本、庚辰本「辟邪金锁图」比较
确认「甲戌本」和「庚辰本」必定是伪本，也就确认了一切「脂砚斋评本」必定是伪本，因为各「脂评本」彼此有复杂而密切的「亲缘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确认一切「脂砚斋评本」必定是伪本，陶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伪造「脂砚斋评本」的头号重大嫌疑，因为多部「脂砚斋评本」如「己卯本」、「庚辰本」和「北师大藏本」等都跟陶洙及其亲友陶湘、董康等人有密切关系。一旦锁定陶洙，陶洙亲笔伪造一切「脂砚斋评本」的罪恶事实就无法继续隐瞒下去。
如何验证陶洙亲笔伪造一切「脂砚斋评本」的罪恶事实？很简单，找出陶洙的亲笔笔迹，对比一切「脂砚斋评本」，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
这个大问题可以细分为一系列的小问题，如：
（1）陶洙的亲笔笔迹在哪里，如何确认？
（2）陶洙的亲笔笔迹对比「脂砚斋评本」的笔迹情况如何，笔迹鉴定权威有效吗？
（3）陶洙一人能伪造十多种「脂砚斋评本」吗？
（4）陶洙为何要伪造这么多「脂砚斋评本」？
下文将逐条回答上述问题。
陶洙和周绍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共同伪造了一部现在被「红学界」称为「北京师范大学藏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该抄本小说正文和墨笔双行夹批、少量朱笔眉批及回末批由陶洙亲笔抄录，绝大多数朱笔眉批、行间夹批及回末批由周绍良抄录。
「北京师范大学藏本」内页。
周绍良对曹立波等人说，「北师大藏本」上的朱笔批语「我也不是存心要补，我是随手看到给补上的」；曹立波等人联合撰写的调查报告《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也称抄本上的一些朱笔批语为周绍良「补录」，这都是与事实不符的谎言。
这部抄本1957年卖到了北师大图书馆，「其登录号为342510—17，书价为240元」，「书买进以后，与其它《红楼梦》版本相比，显得很贵」。
当年的240元人民币也属高价。据《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和21日连续两天的长篇报导《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变化》，当年北京市工人的工资收入按供养人口平均，如果每人每月在15元以上，则可以过上「富裕户」生活，即「全部吃细粮，肉食经常；如果生活不铺张，可以做到月月有节余。这类户叫丰衣足食户，在工人中约占10％左右」。如果每人每月在12元至15元，则可以过上第二种类型「中上等户」的生活，「生活状况除了保持以细粮为主，两三天内吃一次荤菜外，如果计划的好，每月稍有节余。这类户占工人总数的32％左右」。如果每人每月在10元至12元，则可以过上第三种类型「中中等户」的生活，「这类户的家庭生活状况是，细粮为主，必须吃部分粗粮，肉食不经常。在正常的情况下，伙食和零用、季节换衣可以自理。如果生活计划安排得好，除收支平衡外，每月可剩下少量的钱，这类户占工人总数的38％左右」。
周绍良的年谱作者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一文，实际上揭示了陶洙造假售假的动机：
在先生调到北京前不久的1953年9月，周汝昌先生的新作《红楼梦新证》在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反响很大，洛阳纸贵，抢购一空。陶洙看到《红楼梦新证》轰动一时，便想把他正在抄校的本子整理成一部新的最好的脂评《红楼梦》，并设想此本出版后，必然引起比周书还大的反响。
曹立波等人的调查报告披露，据周绍良回忆，陶洙1952或1953年时，将这个抄本卖给了现在的中国书店。曹立波等人没有指出的是，「中国书店」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中合并了包括陶洙之兄陶湘出资开设的「修绠堂」在内的私营古旧书店；修绠堂于1915年开业于北京隆福寺街东头路，孙锡龄和孙诚俭父子先后任经纪人。
「北师大藏本」购书时的经手人是周騄良（曹立波等人的调查报告误记为「周禄良」）和当时的图书馆副馆长李石涵。曹立波等人的调查报告同样没有指出的是，周绍良和周騄良是堂兄弟——周馥有两子，长名周学熙，次名周学辉；周学熙生子周叔迦，周叔迦生子周绍良；周学辉生子周明椿，周明椿生子周騄良。
据周騄良对曹立波等人说：「师大这本书登录的时间是（19）57 年，就是57年购进的。这是琉璃厂一个书店送来的，当时旧书不好卖，他们一个星期送来一次，让咱们挑。买进以后，有人看过，说是新抄本，根据北大本（按即现藏北大图书馆的『庚辰本』）抄的，可是没对过。」
「北师大藏本」高价买进后，请了红学家范宁来鉴定，参加鉴定的还有赵进修（老舍的外甥）。范宁没看多久就确认这是一部「过录本」，此后图书馆就一直以范宁的结论对该本进行冷处理，故陶洙依靠此伪本暴得名利的企图彻底落空。
将「北师大藏本」上第八回正文中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对比其它版本，其篆文最接近「庚辰本」，这是判断「北师大藏本」根据「庚辰本」抄录最重要和最方便的证据。这一事实，不但可以充分证明「庚辰本」也是陶洙亲笔伪造，而且可以充分证明包括《增评补图石头记》在内的、第八回正文中篡入「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的全部「脂评本」《石头记》及「程本」系列《红楼梦》都由陶洙伪造，因为陶洙不可能将其他人绘制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放进自己伪造的所谓「真本」「原本」之中。
「北师大藏本」上第八回正文中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正文由陶洙亲笔抄录。
北师大图书馆以离谱的高价买进一部新抄的「过录本」，联系前述种种事实来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失误，而是有里应外合高价售假的重大嫌疑。北师大当时的校长是陈垣，陈垣和陶洙是老朋友，陈垣与周绍良之父周叔迦也是旧交。1957年12月24日，第223期《师大教学》上刊发了一张陈垣、陶洙（右二）、陈乃乾和尹炎武四人的合照。此时距北师大图书馆高价买进陶洙、周绍良共同伪造的假古籍不久；若说陈垣在事前事后完全不知情，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北师大藏本」特别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确认陶洙亲笔笔迹的关键证据之一，因此也成为论证陶洙亲笔伪造全部「脂评本」的关键证据。
当曹立波等人拿着几份「北师大藏本」和「己卯本」的复印件拜访周绍良，请周绍良辨认「北师大藏本」上的笔迹，周绍良明确指认「这个字很像陶心如的字」，又明确指认「这个明显是陶心如的整理本」。
周绍良很熟悉陶洙的笔迹，与陶洙共同伪造「北师大藏本」的周绍良对陶洙笔迹的指认无可置疑。1984年，王毓林拜访周绍良，请教有关《红楼梦》版本的问题，王毓林断定「己卯本」第一回回末的夹条「确系出于陶洙的手笔」，「还请胡文彬、林冠夫、刘士德（按应为刘世德）等先生鉴定过，结论是一致的」。周绍良的回应是：「陶洙的字我是一看就能认出的。」当王毓林出示影印本上的这张夹条，周绍良马上点头说：「这张夹条确实是陶心如的手笔，毫无疑问。」
曹立波指导的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高文晶在其毕业论文《陶洙校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研究》（2011年4月）附录的《陶洙生平查访录》中披露，高文晶于2011年1月12日电话采访陶洙的孙女、北海幼儿园主任陶扬，陶扬明确告诉高文晶说，「我刚和我哥哥通过电话了，他说那本书（按即『北师大藏本』）的确是我爷爷抄的」。
张俊、曹立波、杨健联合撰写的《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考论》一文称，2001年3月7日和9日，通过对比国家图书馆藏「己卯本」原件，「我们清楚地看到」，「北师大藏本」上陶洙的笔迹（甲抄手）与陶洙在「己卯本」上「补录」的字迹几乎一致。
冯其庸也完全确认「北师大藏本」上陶洙的笔迹与陶洙在「己卯本」上「补录」的字迹就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冯其庸写道：
我在用北师大本的复印本逐字逐回的校核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感觉缠绕着我,我总觉得这部抄本的第一回到三十回，第七十一回到八十回这四十回的抄手的笔迹非常眼熟，但始终想不起来是在哪一个抄本上见到的。当我愈往下校时,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我终于坐不住了，我把我手头所有的《石头记》抄本统统拿出来核对,一时都没有对上,我也把我藏的其它抄本如戏曲笔记之类的抄本拿出来核对，也没有对上，所以我只好继续做我的两本核校的工作。但过了几天，忽然灵光一闪，记得七十年代我与吴恩裕先生一起研究己卯本时，曾反复看过北图藏的己卯本原抄本，后来为了反复研究，还把己卯本复印了下来，记得上面有大量补抄的文字，而这个笔迹可能与北师大本一至三十回，七十一回至八十回的这个抄手的笔迹相近。但事隔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记忆不一定准确了。我急忙翻寻我曾用了很久很久的那部复印本，总算这个本子从书堆里被找出来了，我急不及待地拿出来与北师大本一对照，顿时真相大白，真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我曾听吴恩裕先生说过，他与陶洙有交往。我是一九五四年到北京的，那时陶洙是否还在，不清楚，总之我没有见过他。但从研究己卯本时就知道他，因为他是己卯本的收藏者和抄补者，他自己在己卯本卷首有题记，说「己卯本，即敝藏，缺四十回，存一至二十回，三十一回至四十回，六十一回至七十回」。所以根据这些笔迹和他的题记确定北师大本的前三十回和后十回确是陶洙所抄,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现藏国家图书馆的「己卯本」「原本」仅残存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即第一至二十回、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第五十五回下半至第五十九回上半回、第六十一至六十三回、第六十五至六十六回、第六十八至七十回。而「己卯本」中现存的第二十一至三十回，是「己卯本」「原本」的「收藏者」陶洙亲笔「抄补」。
陶洙对「己卯本」的残缺和抄补情况有写于1949年（己丑）的亲笔「题记」予以说明，该「题记」写在一张笺条上，附于「己卯本」卷首。该「题记」全文如下：
此己卯本阙第三册（二十一回至三十回）、第五册（四十一回至五十回）、第六册（五十一回至六十回）、第八册（七十一回至八十回）。又第一回首残（三页半），第十回残（一页半），均用庚辰本钞补，因庚本每页字数款式均相同也。
凡庚本所有之评批注语，悉用朱笔依样过录。
甲戌残本祗十六回，计（一至八）、（十三至十六）、（廿五至廿八），胡适之君藏，周汝昌君钞有副本，曾假互校，所有异同处及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其在某句下之夹注，祗得写于旁而于某句下作～式符号记之，与庚本同者以○为别，遇有字数过多，无隙可写者，则另纸照录，附装于前，以清眉目。
己丑人日灯下记于安平里忆园
「题记」落款中的「忆园」是陶洙的号，「安平里」是陶洙当时在北平的住地。据我考证，陶洙故宅的确切地址应该是在今天北京西城区南新华街安平里1号小区的位置，这里正好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操场紧邻；从陶洙故宅向南到琉璃厂西街，直线距离不到100米。
陶洙的「题记」明确指认「己卯本」中的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包括正文和批语）是他根据「庚辰本」抄补的。如前所述，这十回正文的笔迹跟陶洙亲笔伪造的「北师大藏本」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正文的笔迹「几乎一致」，「真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确认陶洙的个人特征笔迹是证伪全部「脂评本」的关键证据之一，只要将陶洙的个人特征笔迹与「脂评本」做笔迹对比鉴定，立即就能真相大白。
笔迹鉴定的核心原则和方法，就是考察相关笔迹的「特殊笔划」和「特殊结构」。冯其庸在《论庚辰本》一书中简要讨论了「庚辰、己卯两本有部分书页笔迹相同的问题」，他正是从相关笔迹的「特殊笔划」和「特殊结构」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论证的。
吴世昌早在1963年就对「庚辰本」和「己卯本」的笔迹做出了「完全相同」判断：「由于此本（按即庚辰本）和『脂配本』（按即己卯本）的字迹完全相同，出于一人之手，可知这些本子系一个书贾所雇的抄手所过录。」
冯其庸认为「庚辰本」的抄手「一共大概有五至七人左右」，而吴世昌竟然指认貌似不同的笔迹出于一人之手，可见他也是从相关笔迹的「特殊笔划」和「特殊结构」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论证的。
从「北师大藏本」和「己卯本」来看，陶洙的个人特征笔迹主要是以行楷书写的「馆阁体」，在「特殊笔划」和「特殊结构」两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如：
（1）一撇一捺写得特别长大；
（2）斜弯勾写得特别长大；
（3）不少常用字被写成了具有相同特殊结构的异体字甚至错别字。
如前所引，冯其庸公开声称「北师大藏本」上陶洙的笔迹只跟「己卯本」中陶洙「补抄」的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正文的笔迹对得上，跟其它「脂评本」《石头记》抄本的笔迹都对不上。事实真的如此吗？
（未完待续，敬请垂注，欢迎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