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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告全*国*人*民书系列之三
80万美元回购假古籍该当何罪
——陶洙伪造的“甲戌本”被上海博物馆重金从台*湾回购,
错误决策造成国*家重大损失,“主流红学界”难辞其咎
中篇:胡适刻意掩盖陶洙售卖“甲戌本”真相
在本系列上篇《笔迹鉴定揭穿“甲戌本”伪劣本质》一文中,陈林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证了“甲戌本”的抄手就是伪造“庚辰本”的元*凶陶洙:
(1)两个本子大量字迹在“‘斜弯勾’写得特别长”这一笔画特征方面完全一致;
(2)两个本子大量字迹在常用字“特殊结构”这一书写特征方面完全一致;
(3)在书写特殊结构的常用字“输赢”和“装睡”时,“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抄手都犯了相同的错误,“赢”字写成了“嬴”字,而“装睡”则写成了同样结构怪异的错别字;
(4)“甲戌本”和“庚辰本”在书写“通灵宝玉”和“金锁”上的篆文时,二者写法几乎完全一致,而大大不同于程甲本上的写法;
(5)冯其庸根据“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熙”、“卿”、“协”、“幼”四个字的特殊写法相同,判定这两个本子有同一个抄手参与抄录,然而“甲戌本”上的“熙”、“卿”、“协”、“幼”四个字恰恰跟前两个本子上的写法完全一致。
确证了“甲戌本”就是由陶洙亲手伪造的假古籍,常年笼罩在一系列“脂本”之上的众多谜团俱可迎刃而解,陈林将在此后的系列文章中逐一详加讨论辨析。我们首先来了解“甲戌本”的回购之谜,以及胡适常年刻意掩盖他从陶洙手中“重金”购得伪劣“甲戌本”的历史问题。
上海博物馆拒绝向上海《东方早报》和北京《新京报》的记者透露回购“甲戌本”的具体过程和购买价格,仅称是从美国康乃尔大学“重金”买回来的。这个说法是公然撒谎。
2008年5月22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旅美中国学者在陈林的新浪博客上留言,简略介绍了“甲戌本”回购的真实情况。以下全文照录该学者的留言,其笔误由陈林在括号文字中改正;原文未分段,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起见,由陈林重新划分段落,特此说明。以下是该学者的留言:
陈林先生,昨日从网络上搜索的时候才知晓您有自己的博客。我不知道甲戌本到底是不是你所宣称的这样是不值一读的,我只想纠正一个细节。
当年胡适的一批收藏的文书,包括甲戌本红楼梦和林则徐手迹等等,的确是委托放在我们康奈尔大学的亚洲图书馆。但是这只不过是寄存,不是赠送。
后来胡适先生的公子生病,身体不好,便问康大是否可以将这批文书买下来。当时亚洲部的主任是来自德国的一位先生,对这些东西没有太多的留意,而且图书馆也很难再(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拿出许多钱来,因为各个大学的财政体系都不一样。但总体上这是一个失误。
后来这批资料就被台湾方面以5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了,不是从康大买走了,而是从适之先生的公子那里买走了。后来,上海方面才又从台湾方面买了回去。因此,这个买卖同康奈尔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有个从北大来访问的同学打算和我一道儿去参观这个甲戌本,我便上网搜索我们的馆藏,搜不到,一看到陈林先生的博客,才知道已经在上海了,但是以我对康奈尔的了解,80万美元试图买走胡适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能和不可思议的,所以今天特意携我这位同学亲往亚洲馆拜访咨询了现任郑馆长,才知晓了其中是如此的一个片段。
那些报纸的记者,不求甚解,瞎说了一通,有必要纠正一下。(留言时间:2008-05-22 09:22:37)
感谢这位旅美学者提供的重要信息,陈林认为这位学者的叙述完全可信;与此同时,陈林也公开呼吁海内外新闻界人士对“甲戌本”回购的具体过程和详细情况做进一步调查了解,特别要弄清楚上海博物馆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对“甲戌本”的回购情况遮遮掩掩,是什么人做出的重金回购决策,是什么人充当的“学术顾问”——如此严重的重金购买假古籍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案件,不可以轻易放过,必须一查到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回顾历史,由于“甲戌本”是由陶洙亲手伪造的假古籍,胡适常年刻意掩盖“甲戌本”伪劣本质的严肃命题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们反复探讨深究。
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功绩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自有公论,陈林无意回避,更无意贬损胡适的炫目光彩。然而,胡适在“甲戌本”真伪的鉴定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假为真,对后世的红楼梦研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正常学术研究造成的混乱和伤害恐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弥补,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疾首的残酷事实。
简单地说,陈林认为,“甲戌本”和“庚辰本”的相继问世以及胡适对它们的坚决肯定,铸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大、最荒唐、流毒最深远的冤案——“腰斩红楼”。这个冤案与胡适大力提倡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小心的求证”等“科学的方法”(参见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从精神到实践完全相悖离。
据王湜华回忆,俞平伯在1990年去世前不久,“用颤抖的手”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等语(参见王湜华:《略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二辑,第217页。)而据韦柰的回忆,俞平伯在写下这两句话之前不久,“一会儿要韦柰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他一反常态,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参见王湜华:《“千秋功罪,难于辞达”》。王湜华著:《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05页。)陈林据此怀疑——俞平伯在去世前也许猛然醒悟到了“脂本”“脂批”都是陶洙的伪造(陈林按,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就是陶洙提供相关“脂本”资料帮助完成的),俞平伯和胡适,乃至所有的“红学家”全都上了陶洙的当,铸成了大错。
陈林的这一怀疑是否成立,可以另作专文详细讨论,但是俞平伯所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千秋功罪,难于辞达”这毫不含糊的断言却可以验证陈林对胡适“红学研究成果”的定性并非虚言浮词。
胡适是否一早就认识到“甲戌本”正是陶洙伪造的假古籍,但为了他“新红学”的观点能够树立起来而刻意隐瞒“甲戌本”的真实面貌,刻意隐瞒他从陶洙手中“重金”购买“甲戌本”的事实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胡适“重金”购得“甲戌本”的大致情况。
1927年5月17日,游历欧美,经日本返国的胡适来到了上海,下榻静安寺路1225号沧州饭店(即今南京西路1225号五星级锦沧文华大酒店原址,如下图)。沧州饭店在当时的上海算得上是一家规模宏大的甲级旅馆,拥有员工超过60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1924年4月来华即下榻于此。
南京西路1225号五星级锦沧文华大酒店。
胡适来到上海后,收到北大学生顾颉刚的来信。鉴于北方政治和经济形势很糟糕,顾在信中“和泪相劝”老师胡适“万勿到北京去”。胡适接受了顾的劝谏,留在了上海,并在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今万航渡路320弄49号)租下一栋小洋楼作寓所。
当年7月1日,胡适与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群南逃故交(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邵洵美等人)招股集资,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地址在“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159号”(即今淮海中路与重庆南路交界处西南的兴安路)。
胡适等人又筹办《新月》杂志(月刊),于1928年3月正式推出创刊号,创刊号上就发表了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
1928年4月30日,胡适接受上海中国公学校董会的邀请,出任中公校长。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胡适的系列文章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起国民党的震怒。
1930年2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5月,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各报又纷纷登载要求惩办胡适、通缉胡适的议案和消息。
1930年11月底,胡适举家北上,终于离开了因谈人权而引起众多麻烦的是非之地上海。
以上是胡适在上海暂居三年半的大致情况。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对他自己和中国后来的“红学研究”影响深远。
1927年5月23日,胡适刚到上海没几天,一个自称“胡星垣”的人给住在沧州饭店的胡适寄来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手此。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
以上信文引自《历史档案》1995年第二期刊发的杜春和编选的《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之五(第80页)。信中提到的《脂砚斋批红楼》,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戌本”。杜春和在这封信下写了一条长注,全文如下:
此函即是胡适在1928年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及1961年写《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等文章里,多次说他1927年夏以重金购买这部抄本时,“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而感到遗憾不已。
其实,这封信就保存在他收信的档案夹里。原信只有一页,为三十二开白色红竖格八行信纸,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廿三日,上海。”
胡适购买“甲戌本”的时间是在1927年7月新月书店开张不久。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开篇写道: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陈林按,指6月30日报纸刊发的新月书店开张广告),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21页。)
1961年5月18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又谈到了他购买“甲戌本”的情形: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艺朋友开办新月书店的新闻及广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就亲自把这部脂砚甲戌本送到新开张的新月书店去,托书店转交给我。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觉兴趣,——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出处同上,第441~442页。)
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又写道:
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出处同上,第458页。)
胡适所谓把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这样的说法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1972年3月,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就对胡适的这种说法提出了含蓄的批评和质疑。周写道:“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我把上面这些旧事重提,决不是要否认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而是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赶快来矫正这种作风了。”(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页。)
在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被公开后,欧阳健、曲沐等人对胡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曲沐写道:“卖书人的姓名清清楚楚,其住址也明明白白。既然如此,胡适为什么要一再隐瞒这件事呢?是否有其不可告人的隐情?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认识。我过去总认为他是‘轻信’‘上当’,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简单。”(曲沐:《胡星垣的信和胡适之的谜——甲戌本〈石头记〉卖书人的发现说明什么》。《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61页。)
前人对胡适的质疑和批评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前人对胡适的说法分析得不够细致。我们仔细推敲胡适的说法,就会发现胡适根本就是在撒谎。
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被胡适留在了大陆,这或许能为胡适把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提供一个勉强的解释,可是这个藏书人的姓名和地址胡适完全不可能记不清楚。
这个藏书人卖书给胡适,并非一件秘密交易,而是亲自送书上门,转交给胡适。因此这个藏书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意图等具体情况,新月书店当时接收“甲戌本”的人肯定一清二楚,否则胡适怎么可能知道“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呢?!
胡适如此看重“甲戌本”,出重价买下,这钱按胡适的说法自然又是托付完全可信任的人转交给原藏书人的,这个付款的经手人当然对原藏书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等具体情况一清二楚。胡适即使一时忘了原藏书人的姓名和地址,可是胡星垣的信长期都伴随在胡适的身边,胡适也随时可以询问“甲戌本”的接收者和付款者,何至于“疏忽”了一辈子呢?!
这个藏书人“胡星垣”的住址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陈林通过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查证,现今黄陂北路两侧当年并无“德福里”的官方正式地名,但是有一个叫“福德里”的地方,即今延安东路原1230弄,被列入《黄浦区1949~1996年湮没的里坊弄名称表》。延安东路原1230弄拆迁后建成了今天黄陂北路南端路口的“电信世界”大楼。
1909年,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天宝客栈)”设立革命党人总机关,这个地方也被称作“福德里一号”;1914年成立的上海泰东图书局,以及后来“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等人,也曾在“马霍路德福里320号”驻留,这个地方又被称作“福德里320号”。陈林认为,“德福里”应是民间最早和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地名称呼,而“福德里”则是该处官方认定的正式地名。因此,胡星垣所住的“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就在现今延安东路原1230弄。
胡星垣所住的“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位置示意图。“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在今天延安东路原1230弄,即电信世界大楼和政法大厦中间的位置。图中的黄陂北路即当年的“马霍路”。
从胡星垣的住处到胡适的新月书店(今兴安路),还不到1公里的距离。胡适怎么可能会忘记曾经近在咫尺的藏书人胡星垣!
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这个“甲戌本”的“原藏书人”,这个亲自送货上门的“胡星垣”,从多方面来分析,一定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文化名人”陶洙陶心如本人,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甲戌本”就是陶洙伪造的假古籍,“胡星垣”不论是否真有其人,这个名字不过是陶洙借的一个“马甲”而已!
在确证陶洙伪造“甲戌本”之后,陈林在网上公开断言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百分之百”就是陶洙的亲笔信。2008年8月31日中午,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于鹏随即在网上公开贴出该信函的照片,试图推翻陈林的判断。可是,从该信函笔迹的书写特征来看,这封信正是陶洙亲笔所写,完全证实陈林的判断。我们先来看看这封信的两张图片:
胡星垣致胡适信函的信封照片。信封上“胡星垣”三字陈林推测应是胡适本人的手笔。
胡星垣致胡适信函的信文照片。
这封信的笔迹粗看似与陶洙在“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的笔迹有很大不同,可是这些笔迹呈现出来的书写特征却完全一致;“梦稿本”正文的抄写笔迹尽管极为潦草拙劣,但其“斜弯勾写得特别长”和大量常用字特殊结构写法这两个明显特征始终存在,与“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的书写特征完全一致,这就是辨别陶洙笔迹的关键。
仔细辨认胡星垣致胡适信函的笔迹,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从写得比较端正的几个字如“本埠”、“静”、“寺”、“胡”、“適”、“启”等来看,这个“胡星垣”有扎实的楷书功底,受过良好的书法训练。
2、“缄”、“藏”两个字明显“斜弯勾写得特别长”。
3、“投”字的边旁“殳”写成了特殊结构,“最”字也写成了特殊结构,跟陶洙在“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的惯常写法完全一致。
4、“此”字左边旁“止”的一竖一横连写成“√”状,跟陶洙在“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的惯常写法完全一致。
5、“路”字的一捺写得特别长大。“一撇一捺写得特别长大”的书写特点,陶洙在“甲戌本”上的字迹表现得特别明显,如以下字迹:
鉴于以上笔迹特征,可以完全断定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正是陶洙本人的手笔。
伪造“甲戌本”的陶洙即使借用朋友之名给胡适写信,这封信也不必由朋友来代笔,完全可以自己亲笔书写,只需对笔迹稍加伪装即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情理和逻辑判断。可是陶洙的笔迹无论怎样伪装,其一以贯之的明显书写特征却始终不能抹去。
致信胡适不用他人代笔,上门送书这种事陶洙就更不能让他人代劳了,这种事他人也无法代劳。若非事主本人,这藏书的经过如何向买主交代?这讨价还价的分寸又如何把握?何况还有大量不可预知的情况可能随时出现,上门送书者必须随机应变临场发挥以确保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因此非陶洙本人亲自出马不可,他人根本无法代劳。
我们可以根据胡适的简述设想一下陶洙上门卖书的情形——陶洙拿着“甲戌本”来到新月书店,胡适碰巧不在,陶洙于是跟书店工作人员交涉,留下“甲戌本”,立下“甲戌本”接收字据,并留下姓名、地址等联络方式,约定再次商谈方式;胡适看过“甲戌本”之后,决定按陶洙的定价“重价”买下,转托可信任人士将购书款转交给陶洙。
胡适既然认为“甲戌本”很重要,却不跟近在咫尺的卖书人当面做一番交流,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合理的情形是,陶洙再次来到新月书店洽谈时,胡适跟陶洙做了详谈。
那么,新月书店的“一班文艺朋友”及胡适本人当年是否认识送书上门的陶洙呢?从目前发现并公开的史料来看,陈林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是要说起“武进陶家”,提起“陶湘”、“陶瑢”和“陶洙”的大名,胡适及其“一班文艺朋友”不可能不知道。
陶湘作为一个大藏书家可谓名满天下,经陶湘之手整理装订过的古籍有“陶装”的美誉;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印行,轰动一时,引起了国内外建筑专家及汉学家的极大重视。陶瑢是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陶瑢、陶洙兄弟跟“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主创人“北方画坛领袖”金城关系密切。1926年9月,张叔驯和程文龙等人在上海贝勒路口蒲柏路(今黄陂南路口太仓路)鸿仪里2号(旧房已拆)创办中国第一个钱币学研究团体“古泉学社”,次年出版《古泉杂志》(中国正式出版的最早的钱币专业杂志),一时名家云集,声誉卓著,而陶洙担任的是学社的“评议员”。
假设陶洙曾与胡适面谈,自报家门之后,胡适很可能一时相信了“甲戌本”的真实性;如果陶洙提出不愿介入胡适蔡元培等人“红学”纷争的理由,要求胡适保守其身份秘密,胡适自然也会恪守这个“君子协定”。
学术问题的探究当然不能单凭假设,然而陶洙精于诈骗却是有大量事实可以明证的,关于这一点,陈林将在后文详细探讨论述。
陶洙如何上门送书,如何跟新月书店的工作人员交接,胡适的“重价”买书钱又是如何转到陶洙手上,这些细节真相看来已不可确知。从情理上来推断,一生勤于写日记的胡适应该会在1927年7月的日记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他如何得到“甲戌本”的前后经过。1927年8月11日,胡适兴高采烈地写信给远在北京的钱玄同,告知购得“甲戌本”的“一大喜事”: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05页。)
如此“奇遇”、“喜事”,胡适怎么会不在日记中大书特书呢?可是,查检目前出版的最完整的“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1927年5月11日之后到1928年11月28日之前明确标记日期的日记一篇都没有,属于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说的“散失”部分。在这段时间中唯一谈到“甲戌本”的文字是一篇未标记日期、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札记”,而这篇“札记”是胡适于1928年2月12~16日写成,3月正式发表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部分文字。
那么,胡适写于1927年7月的全部日记究竟是无心散失,还是有意隐藏或抽毁了呢?这恐怕只有胡适自己才知道了。可是,陶洙亲笔致信,亲自上门卖书(胡适很可能与陶洙密谈过),胡适常年刻意隐瞒卖书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是大白于天下的残酷事实。
(中篇完)
2、上海书局《增评补图石头记》以上海广百宋斋铅版书局1885年出版的铅印绘图本《石头记》为底本,对《石头记》原著进行了大肆篡改和妄添,除第一回曹雪芹批阅增删等情节外,还有花袭人和贾宝玉偷试云雨情、碧痕和宝玉洗澡等重要情节。上海书局还对原著中建筑布局的文字进行了妄改。
3、小说写到,贾宝玉实岁十三岁这一年有四大历法特征:四月二十六日未时交芒种、端午节已到夏至、十月中旬交小雪、十二月是小月只有29天(腊月二十九日的次日有“元旦朝贺”)。根据这四大历法特征,检索清代历表,可以证实贾宝玉实岁十三岁这一年是1719年,这是小说作者精心的刻意安排,指示贾宝玉的原型、作者本人出生于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年)。
4、小说第二回写到,贾宝玉出生于元春诞生的“次年”,这也是作者精心的刻意安排。第八十六回写到元春出生于甲申年丙寅月乙卯日辛巳时,因此贾宝玉就出生于乙酉年,而甄宝玉比贾宝玉略小一岁,故甄宝玉出生于“丙戌年”(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太祖皇帝南巡,独甄家接驾四次,这是且仅是根据康熙南巡曹寅接驾四次的史实为原型创作的情节,再一次指示甄宝玉的原型、作者本人出生于1706年。
5、第八十六回写到元春的生辰八字和命理特征,但是根据命理典籍《三命通会》给定的算命规则,由“甲申年丙寅月乙卯日辛巳时”这个生辰,根本不能推出“天月二德坐本命”、“飞天禄马”和“日禄归时”三大命理特征;如果元春一定要拥有这三大命理特征,则她的生辰八字是且仅是“壬申年壬寅月壬子日辛亥时”(1692年2月18日,正月初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前秘书长胡文彬,2004年根据陈林的论文提供的线索,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小玉牒《娶妻册》,发现曹寅长女、平郡王讷尔素嫡福晋曹佳氏的生辰八字就是陈林论证的“壬申年壬寅月壬子日辛亥时”,元春原型就是曹佳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胡文彬多年来一直拒绝公开事实真相。
6、元春的真实生日不是小说明写的正月初一,而是正月初二,这一事实小说第五十三回也有文本证据暗示。腊月二十九日的“次日”,贾母等人进宫朝贺;第二天,又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中国自汉代以来,历朝历代岁末年初只有元旦朝贺,没有除夕朝贺,元旦朝贺是朝廷最高礼仪之一。清代的元旦朝贺分两次进行,元旦当天朝贺皇帝,大年初二朝贺皇太后皇后。贾母等人第一天朝贺归来,晚宴上饮屠苏酒,这屠苏酒是大年初一才饮的,具有鲜明的时令特征。
7、元春的原型是曹佳氏,两个宝玉的原型、作者本人生于1706年,因此作者是且仅是曹佳氏的弟弟曹頫。相关文献资料充分证明曹頫就是生于1706年,他在1715年被康熙指派为江宁织造,年仅9岁,奏折中曹頫自称“黄口无知”,康熙批复中称其“年少无知”。
8、曹頫在120回小说情节中隐藏并暗示了一条从1706年到1724年的真实年代序列,整部小说就是按照这样一条真实年代序列展开逐年叙事,并用科举考试、历法特征、皇家殡葬、八字命理、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决口等情节充分暗示出来。
9、小说中的大观园和省亲别墅,是在荣国府主建筑荣禧堂的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来,省亲别墅就是荣禧堂,荣禧堂就是省亲别墅。荣禧堂是荣国府东院的核心建筑,荣庆堂是西院的核心建筑,贾政和王夫人住在中部的跨院之中,贾母住在荣庆堂的西边,王熙凤和贾琏住在荣庆堂后面的小院落。第九十七回贾政指派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新房,透露了荣国府真实建筑布局——宝玉宝钗的新房在哪里?在王夫人正房的东边、荣禧堂的后身——因此荣禧堂是且仅是省亲别墅,宝玉宝钗的新房在荣禧堂后面的小院落,东边就是梨香院。
10、釐清荣国府大观园的正确建筑布局,可以一举证伪各种红楼梦伪本和脂评本,无知无耻的无赖陶洙和孙家振等人妄改原著,一改就现形。例如,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来到荣禧堂,无赖们居然妄添荣禧堂前“一条大甬路直通出大门”——请问,深宅大院,大正房哪有一条大甬路直通出大门的建筑布局?请问,荣禧堂在西院,门前大路如何直通大门?
(完了)
很遗憾,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借用“红楼梦”这个题名,来指称本名《石头记》的小说。
《石头记》中的建筑布局,对于深入理解作品,特别是探究作者是谁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不能等闲视之。
我敢说,看完本篇文章,广大读者将会清晰认识到,在《石头记》二百多年的阅读史和研究史上,没有几个人真正读懂这部伟大的作品。
1、《石头记》中的荣国府和宁国府,在南京江宁区,而不是在北京。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称林黛玉进贾府,是寒冬腊月坐船通过大运河一路北上进北京,可谓荒谬绝伦。
2、《石头记》中的荣国府和宁国府,以康熙时期曹寅江宁织造府为原型,在今天南京江宁区东起利济巷,西至碑亭巷,北临长江路,南抵科巷铜巷的一片长方形区域(如下图),周长约2200米。
3、《石头记》中的荣国府和宁国府,是皇帝下令建造的百年老宅,明明白白是在南京,贾蓉的籍贯也是在江宁,荣国府和宁国府怎么会乾坤大挪移到北京?
4、《石头记》中的荣国府和宁国府,以曹寅江宁织造府为原型,但也糅合了北京平郡王府(克勤郡王府)的形象,因为元春的原型就是曹寅长女、平郡王讷尔素嫡福晋曹佳氏;鲜为人知的是,《石头记》中的贾母史老太君,其原型就是老年的曹佳氏。
5、《石头记》中的荣国府和宁国府,都是分为东西中三部分的深宅大院。以荣国府为例,西大院的主体建筑是荣庆堂,荣庆堂前一条“一箭之地”的甬路通向西角门;贾母所住的院落在荣庆堂的西边;荣庆堂的后身有小小三间抱厦,迎春探春惜春早年住在这里;荣庆堂的北面是王熙凤和贾琏所住的院落;荣庆堂的东边,是中部大院,是连接东西院落的跨院,贾政和王夫人就住在这里。从贾政王夫人的住处后院出角门往西,甬路北边可以看到王熙凤院落,南边可以看到荣庆堂的抱厦,西出穿堂,就是贾母院落的后院。
6、荣国府东院的主体建筑,是荣禧堂,大观园和省亲别墅是在荣禧堂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来。改建扩建时,将东大院东边下人所住的裙房全部拆除,又将荣禧堂周边挖成防护河渠,这些挖出来的土方砖石就地堆在河渠四周。
7、大观园的建筑布局,中轴线上从南到北,院外是“体仁沐德堂”,进院是翠障“曲径通幽”,向北依次是嘉荫堂、葡萄架、池中的藕香榭、省亲别墅、北岸山下的蘅芜院。
8、从大观园嘉荫堂开始,过沁芳桥,顺时针方向向北向南依次排列潇湘馆(门前有滴翠亭所在小池塘)、秋爽斋(对面是暖香坞,西边是稻香村),河渠正北是蘅芜院,向东是墙外的梨香院,过沁芳闸大桥,是紫菱洲;从凸碧山庄所在的小山东面南下,经过栊翠庵,小山南边就是怡红院,怡红院东南角门通向薛姨妈住处。凸碧山庄所在的小山西临大观园中部河渠,从南向北依次排列芦雪亭、黛玉湘云联句处。从大观园布局来看,林黛玉和贾宝玉住处并非最近,怡红院和栊翠庵才距离最近。
9、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新房在王夫人正房的东边、荣禧堂的后身——第97回的这一处描写,充分暴露了荣禧堂就是省亲别墅、省亲别墅就是荣禧堂的大秘密。妄论后四十回为续作的妄人们,是一群不学无术的文盲,而文盲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及所谓民间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全体成员为代表。
10、省亲别墅就是荣禧堂,而荣禧堂正好跟康熙驻跸江宁织造府时题写的“萱瑞堂”字面上构成对仗关系,因此荣禧堂就是以“萱瑞堂”为原型,元春省亲就是以康熙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的史实为原型,这与曹頫是120回《石头记》的真正作者完全吻合。
(好了)
考古学家绞尽脑汁到处挖,企图挖出夏朝的文物,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无所获。有人想过从天文方面找证据吗?有的,因为史料记载,夏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这一天发生了日食,“辰弗集于房”,就是日月在房宿合璧(日月黄经相同)时,发生了日食。
中外天文学家行动起来,企图确定这一天。然而他们也犯了跟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模一样的错误,即假定从夏至今的纪日干支是连续的!
他们居然对着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2500年的日食历表去找庚戌日!
他们居然找出来公元前2128年10月13日是庚戌日,而且是日偏食!
他们也不管夏朝的纪日干支跟现在不连续!
他们也不管这次日食在中国境内看不看得到!
如果让一帮文盲去探究华夏文明的起源,真不知道要闹出多少笑话。
如果夏仲康季秋九月真的发生了日食,“辰弗集于房”,即日月合璧在房宿,有可能把这一天找出来吗?
只要忘掉从夏至今连续的纪日干支这件事,依靠5000年日食表的帮助,借助高精度天文软件,理论上是可以比较方便地找出这一天来。提供线索如下:
季秋九月,通常有两个节气,寒露和霜降。寒露就是太阳周年视运动黄经195°,霜降太阳黄经210°。
但是要考虑到九月出现闰月的情况,即日食发生的九月仅有寒露节,或者日食发生在闰九月。前一种情况,以九月初一是秋分即太阳黄经180°为限;后一种情况,以闰九月初一为霜降即太阳黄经210°为限。
这有什么意思呢?有意思,如果真的在房宿发生日食,则房宿当年就在210°到180°之间。有人公开辱骂我是民科,嗯,欢迎骂人的出来走两步,看在太阳下能不能把你晒成蛤蟆干。
用天文证据寻找夏朝的专家们很可笑,他们根本不相信夏朝时有二十八宿!
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要揪着夏仲康季秋九月庚戌朔日食“辰弗集于房”呢?
专家们只好说,这是战国时期二十八宿形成后人们追述的[捂脸]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就是如此对待伶州鸠描述的牧野之战当天特殊天象!寻找夏朝的专家按历表找出庚戌日!断代工程也是这个套路[捂脸]寻找夏朝的专家们找出了公元前2128年10月13日庚戌日日偏食,可是日偏食偏偏不在房宿[捂脸]差一点点儿!
太搞笑了,夏朝存在的一个标志性天象,夏仲康季秋九月日食,辰弗集于房,我左手把酒敲稿子养家糊口,右手摆弄髙精度天文软件,不到半小时就搞掂了[捂脸]
为什么国家要花几千万甚至上亿,养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华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良渚文化遗址等这帮废材……
对比我找出来的“辰弗集于房”,哪个专家敢站出来叫板?根据这次月全食食分最大可见地,大家知道夏都在哪儿吗?[耶]
(完了)
在探究华夏文明起源时,由于中外学界缺乏基本的天文历法常识,导致对诸多重大问题长期固执于完全错误的判断,严重阻碍了对周召共和以前历史和考古研究的进展。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月日,关键性的出土文物如王年、月份、月相和纪日干支等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关键性的天象如甲骨卜辞记录的日月食等,长期不能得到准确的年代学解答。
中外学界很可能有不少人认定这些问题是根本无解的万古悬疑,然而根本障碍恰恰就在于中外学界普遍缺乏最基本的天文历法常识。如果首先解决严重缺乏天文历法常识的学术盲点问题,上述诸多重大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哪些最基本的天文历法常识是中外学界普遍严重缺乏的呢?主要以下有三项:
(1)根本不知道华夏文明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根本不知道”的确切含义是,中外学界普遍不懂得“阴历置闰”的目的、原则和方法,不懂得“阴历置闰”必须以阳历二十四节气为指导才能实施,不懂得阳历二十四节气早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创设;
(2)根本不知道二十八宿创设于何时,根本不知道二十八宿究竟有何用处,根本不知道二十八宿各宿各度如何设置,起点为何,终点在哪;
(3)根本不知道西周晚期以前的连续纪日干支跟鲁隐公三年以来延续至今的纪日干支发生了断裂,长期错误地假定自殷商时期宾组卜辞以来的纪日干支都是连续的——这个严重错误导致对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甲子日”的探究无一正确,夏商周断代工程全盘粉碎性崩塌。
本文暂不就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而是以“帝尧王年断代研究”为例证,初步展示天文历法常识的匮乏如何导致相关专题研究的失败,以及具备正确的天文历法常识如何在探究华夏文明起源课题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进展。
帝尧时代是一个传说吗?毫无疑问,对于没有天文历法常识的人而言,帝尧时代就是一个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可是,对于掌握正确天文历法常识的人而言,不但可以轻而易举地论证或验证帝尧时代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论证华夏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
“帝尧王年断代研究”的关键,就是《尚书·尧典》记载的“四仲中星”重大天文历法问题。
什么是“四仲中星”?就是帝尧时代的天文官羲叔、羲仲、和叔、和仲等人分别在东南西北四个观测点,通过观测确认——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由此测定回归年长为366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日中星鸟,即春分当天昏时星宿(鸟宿)在南中天;
日永星火,即夏至当天昏时房宿在南中天;
宵中星虚,即秋分当天昏时虚宿在南中天;
日短星昴,即冬至当天昏时昴宿在南中天。
星宿是二十八宿南方七宿的中宿,房宿是东方七宿的中宿,虚宿是北方七宿的中宿,昴宿是西方七宿的中宿,鸟火虚昴四宿各自的某宿某度事实上正好跟前后东西的某宿某度构成90度角的关系,因此——
当春分昏时星宿在南中天,则春分点在昴宿;
当夏至昏时房宿在南中天,则夏至点在星宿;
当秋分昏时虚宿在南中天,则秋分点在房宿;
当冬至昏时昴宿在南中天,则冬至点在虚宿。
自清中叶以来,中外学界研究《尧典》“四仲中星”的学者可谓夥矣,但是在诸多基本概念上发生严重分歧,如观测时间、中天定义,以及中星选择等,因此无法取得能得到一致公认的确定结论。
我发现,最聪明的研究者是康熙雍正时期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他的方法非常经典,绕过了纷繁复杂的概念辨析,直接考察二分二至点的交集年代。
宋君荣的方法既简单又经典——既然春分点在昴宿、夏至点在星宿、秋分点在房宿、冬至点在虚宿,那么将四个年代范围算出来,取其交集(如果有的话),不就得到了“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
既然“四仲中星”是实测,那么帝尧时代怎么就不是历史事实,怎么就不是?!
春分点在昴宿,是什么意思?就是春分点经历从昴宿末度(终点)到昴宿初度(起点)的时间段。包括春分点在内的二十四节气点,存在逐年西移的现象,这就是“岁差”。各宿的末度在其初度的东边,因此末度经历某个节气点的年代要比初度经历某个节气点的年代晚。
节气点西移的速率,“岁差”的速率,是多少呢?大约是每73年西移黄经1度。这是一个粗略的数值,但一般读者用这个数值来计算或验证,已经足够精确了。
古天文学界都知道,公元前450年,牵牛初度即牛宿一是冬至点,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值,一般读者可以牢记这个数值,用来计算和验证。
如果帝尧时代冬至点在虚宿,那么帝尧时代在什么年代呢?很简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牛宿8度,女宿12度,虚宿10度,牛宿初度距离虚宿初度相差20度,距离虚宿末度相差30度,因此:
帝尧时代最晚距离公元前450年为 73 X 20 = 1460 年,即公元前1910年;
帝尧时代最早距离公元前450年为 73 X 30 = 2190 年,即公元前2640年。
冬至点的问题很简单,夏至点、春分点和秋分点的问题就有点复杂了。谁知道公元前450年是夏至点在哪一宿哪一度、春分点和秋分点又分别在哪一宿哪一度呢?事实上,除了我,谁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暂时不打算透露这个天大的秘密。
聪明的宋君荣也不知道。而且,宋君荣以为,各宿的起点初度就是各宿的距星,各宿的终点末度就是其东边下一宿的距星。如牛宿一是牛宿的距星,东边下一宿女宿的距星是女宿一,宋君荣以为女宿一就是女宿的初度起点。
无论如何,宋君荣确实太聪明了,他能相当准确地测定他所处的康熙雍正年代各宿距星的黄经值——既然各宿距星就是各宿的初度起点,那么宋君荣就以为他知道了康熙雍正时期星宿、房宿、虚宿和昴宿各自起点和终点的黄经值,用这个数值和岁差值,就能轻而易举地算出帝尧时代二分二至点的年代范围。
简单不简单?聪明不聪明?厉害不厉害?
宋君荣算出来了——
春分点在昴宿,BC2219——BC3042;
夏至点在星宿,BC2153——BC2766;
秋分点在房宿,BC2394——BC2795;
冬至点在虚宿,BC1858——BC2586。
交集年代就是:BC2156——BC2797。平均:BC2476年。
换言之,按宋君荣的计算结果,帝尧时代就在公元前2476年前后。
你服不服?你为什么不服?不服的原因也很简单——宋君荣认为的各宿距星就是各宿的起点,这一点大家都不服。不服,你为什么不去解决基本问题,解决二十八宿宿度的设置问题,搞清楚各宿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何处?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两位当代学者赵永恒和李勇也曾计算过二分二至在上述四星宿范围内的年代,得到的结果与宋君荣都不相同,如他们计算秋分点在房宿的年代范围,得到的结果是公元前2803—前2315年,不同于宋君荣的计算结果公元前2795—公元前2394年。
赵永恒和李勇也没有明确指出昴、星、房、虚四宿的范围究竟如何划分,但我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回推检验,赵永恒和李勇显然并不认为各宿的距星就是各宿的起点,但他们显然也不知道各宿的起点和终点到底在何处,究竟在哪里。
赵永恒和李勇推算二分二至在房、昴、星、虚四星宿范围内的年代是为公元前2494年至前2315年。你们相信这个数据准确吗?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反正我觉得,这两位大咖算是歪打正着了,我的精确计算结果年代范围比他们更窄一点。
我不能理解的是——如果赵永恒和李勇确信他们的计算结果很准确,为什么就不能认定帝尧时代就在为公元前2494年至前2315年之间呢?这不是一个很难得出的推论,也不难据此进行更多的后续推论。
事实上,至少赵永恒就不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结论,因为在时隔不久的另一篇论文里,赵永恒公然指认帝尧时代“在公元前2100——前2200 年间”。
理解不理解?矛盾不矛盾?奇怪不奇怪?
无论如何,帝尧时代就是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赵永恒和李勇的计算比宋君荣精确多了,可惜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挖到了宝。
帝尧时代就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可以得到更多史料文献的验证吗?当然可以。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
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
尧即位九十八年,通舜摄二十八年也,凡年百十七岁。
已知帝尧时代就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对照这纪年干支,就有大发现——
公元前2497年,就是甲申年;
公元前2477年,就是甲辰年;
公元前2380年,就是辛巳年。
如果这三个年代分别对应帝尧的出生、即位和驾崩,有什么问题吗?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年代正好是“四仲中星”的实际天象发生年代,还因为夏朝元年就是公元前2325年,所以帝尧无论如何都不会死在公元前2320年这个辛巳年。
以上述帝尧的出生、即位和驾崩年代为准确,参照史料文献记载,可以确认这就是最终事实吗?什么样的记载可以成为无可置疑的证据?
天文历法。天文历法就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天象,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毫不含糊。
《古微书》记载:帝尧即政十载,景星出翼。
按帝尧公元前2477年即位,帝尧十年就是公元前2468年(癸丑年),公元前2468年有没有“景星出翼”的天象?有没有?有。
什么是“景星”?“景星”特指五大行星中的亮星如木星、金星跟另外一颗行星在一段时间内发生“遇合双星”的天象。
什么是“翼宿”?“翼宿”就是南方七宿之一,宿度18度,东边是轸宿,西边是张宿。
公元前2468年有没有“景星出翼”的天象?有,就是有——公元前2468年2月28日,木星土星在翼宿遇合,6月5日木星进入轸宿,木星土星“双星”的天象持续了三个多月。
《帝王世纪》记载:“尧即位九十八年,百一十八岁乃殂。三年丧毕,舜践天子位。”帝舜即位时,又发生了重大天文历法现象,《帝王世纪》记载:
(舜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始即真。
帝尧公元前2380年驾崩,“三年丧毕”,就是从驾崩之年起算的第三年,即公元前2378年(癸未年)。公元前2378年有“仲冬甲子月”吗?
仲冬,就是阳历子月,月首是大雪,大雪一交节就是进入子月,月中是冬至;阴历十一月是冬至所在的朔望月,因此这个阴历月也被称为仲冬。
公元前2378年(癸未年)12月25日10:31:07大雪交节,一交节就是甲子月。
什么是“月次于毕”?就是月亮视运动位置到达西方七宿的毕宿,毕宿十六度,西起毕宿七,东至伐一。
公元前2378年12月25日大雪交节甲子月首日,交节时刻月亮正好位于毕宿。这时是白天,月亮不可见,月亮的位置是当时的天文官根据月亮视运动运行速度推算得知的。
精准不精准?厉害不厉害?神奇不神奇?
以上推算和天象还原,无可置疑地证明——
帝尧出生于公元前2497年,即甲申年;
帝尧即位于公元前2477年,即甲辰年;
帝尧驾崩于公元前2380年,即辛巳年;
帝舜即位于公元前2378年,即癸未年。
总结:
(1)《尧典》“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就在帝尧在位期间,即公元前2477年到公元前2380年之间,帝尧时代不是传说,而是历史事实;
(2)《尧典》“四仲中星”测定的结果,是实施阴阳合历进行准确的阴历置闰,“以闰月定四时以成岁”,因此帝尧时代已经掌握了用二十八宿精确测定二十四节气;
(3)帝尧时代是历史事实,因此夏朝必然存在;
(4)帝尧时代既然已经掌握了用二十八宿精确测定二十四节气,则必然拥有成熟的文字和数学几何学(测量学);
(5)在遥远的公元前2477年到公元前2380年之间,拥有成熟的文字和数学几何学(测量学),掌握了用二十八宿精确测定二十四节气,实施阴阳合历进行准确的阴历置闰,因此帝尧时代的华夏先民是且仅是世界文明的创始者苏美尔人,帝尧时代的华夏先民必然是生活在西起两河流域东至印度河流域的苏美尔人。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