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記》特徵曆日描寫有深意
——淺談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年）正好是「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
小說《石頭記》（俗稱《紅樓夢》）寫到一些特徵曆日，尚未引起廣大讀者乃至專業研究者的重視和深究，但這些文本事實對於《石頭記》的鑑賞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筆者新近發現的清代曆法資料為佐證，重議《石頭記》作者是曹頫、小說隱藏眞實年代序列的論證。
從第十八回開篇的「正月初八日」到第五十三回的「臘月二十九日」，小說明寫這一年賈寶玉實歲十三歲。小說第二十七回寫到，「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節」，紅學家們曾根據這兩個文本事實來研究「作者曹雪芹」的生平。
例如，周汝昌查證「殿板《萬年書》」，發現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是「四月二十六日」「亥初一刻四分」（21時19分）交芒種，他因此推斷「作者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幷認爲小說所寫的「未時交芒種節」是「隨手拈來補足之語」。
俞平伯則推斷「曹雪芹」生於1723年，他認爲小說所寫的這個特徵曆日指的是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年），因爲這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未時交芒種」。俞平伯寫道：「曹雪芹的一生經歷過四月未時交芒種節氣的只有一個機會，即乾隆十二年丁卯。他正在寫書，把它順便寫上，是很近情的。」
周汝昌和俞平伯的推論都有問題。小說明明白白寫的是「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節」，周汝昌立論的依據却是「四月二十六日」「亥時交芒種節」的乾隆元年，俞平伯立論的依據則是「四月二十九日」「未時交芒種節」的乾隆十二年，兩者都拋開了清清楚楚的文本事實，其結論只會是不能定論的臆測之詞。
要判定小說所寫的「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節」這個特徵曆日究竟有何深意，必須結合更多的文本事實來綜合分析判斷。長期以來，廣大讀者乃至專業研究者沒有注意到，在賈寶玉實歲十三歲這一年，除了「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節」，小說還寫到了另外三個特徵曆日：
（1）第三十回寫到，五月初五端陽節已到「伏中」；
（2）第五十回寫到，十月中旬已經下雪，賈母稱「這才是十月裡頭場雪」，這說明當年十月中旬已到「小雪」節氣；
（3）第五十三回寫到，「臘月二十九日」的「次日」，賈母等人進宮「朝賀」，這一天不是「大年三十」，而是「元旦」「正月初一」，因爲自漢代以來，歷朝歷代都沒有作為常設禮儀製度的「除夕朝賀」，「元旦朝賀」才是歷朝歷代的禮儀大典，這說明當年的十二月是小月，只有29天。
關於端陽節已到「伏中」的描寫，我們需要瞭解一點中國傳統曆法常識，即「夏至三庚便數伏」，也就是在夏至以後的第三個庚日是「初伏」，第四個庚日是「中伏」，第六個庚日是「末伏」。例如2017年6月21日夏至，第一個庚日是6月22日（庚辰日），第二個庚日是7月2日（庚寅日），第三個庚日是7月12日（庚子日），正規的日曆通常會標記這一天是「初伏」。小說寫端陽節已到「伏中」，這說明五月初五已經過了夏至。
關於「臘月二十九日」的「次日」賈母等人進宮「朝賀」，也許會有讀者或專業研究者辯稱這一天就是「除夕」「大年三十」，這是「小說家言」，不必據以爲實。個人固然有堅持己見的自由和權利，但是多看一看事實也許更有益處。根據中國傳統曆法，有些年份的陰曆十二月確實是小月，只有29天，沒有「大年三十」，「臘月二十九日」當天就是「除夕」，第二天就是「元旦」「正月初一」。例如，2016年2月7日，陰曆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當天是除夕，第二天2月8日就是新年正月初一。
如前所述，自漢代以來，歷朝歷代都沒有作為常設禮儀製度的「除夕朝賀」，「元旦朝賀」才是歷朝歷代的禮儀大典；另一方面，從清代禮儀製度來看，賈母在「臘月二十九日」之後連續兩天進宮朝賀，這一描寫有其歷史依據。
根據《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五十六•禮部•朝會三》的規定，從順治八年開始，「元旦」當天，有「命婦」朝賀皇太后的法律規定；從康熙八年開始，命婦朝賀皇太后的日期改在了正月初二，在這一天，命婦不但要朝賀皇太后，而且首先要去朝賀太皇太后：
一元日皇太后宮朝賀 順治八年題準元日設皇太后儀駕及丹陛大樂，皇帝禦禮服，率王公、大臣、侍衛詣皇太后宮行禮。畢，公主、福晉以下，都統、尚書、子、命婦以上詣皇太后宮行禮。
康熙八年，題準元日太皇太后儀駕中和韶樂全設，皇太后儀駕丹陛大樂全設，皇帝禦禮服，率王公以下、內大臣、侍衛暨都統、尚書、子以上，鹹朝服，先朝於太皇太后宮。畢，次詣皇太后宮，行禮如儀。
次日，皇后禦禮服，率公主、福晉以下、都統、尚書、子、命婦以上，鹹朝服，朝於太皇太后宮。畢，次詣皇太后宮行禮如儀。
因此，第五十三回寫到的兩次朝賀，可以從清代的「根本大法」及其實施細則上找到依據。這就是說，按照法律規定，「臘月二十九日」的「次日」賈母等人進宮朝賀，這個「次日」就是「元旦」，朝賀的對象是皇帝；第二天賈母等人又進宮朝賀，這一天是「正月初二」，朝賀的對象是皇帝的奶奶（如果他奶奶還活著的話）和老媽。
如此一來，賈寶玉實歲十三歲這一年，小說或明或暗地寫到了四個特殊日期：
（1）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
（2）五月初五已到夏至；
（3）十月中旬交小雪；
（4）十二月只有29天。
這一年居然有如此鮮明的曆法特徵，廣大讀者朋友是否想過可以去查考清代的曆表，看看小說的描寫是否暗示了一個眞實的年代？
筆者多年前查考的曆表資料主要有兩種：（1）鄭鶴聲編纂的《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2）華中農業大學劉安國教授爲國家授時中心研製的「日梭萬年曆」軟件。根據這兩份資料，有清一代唯一與上述特徵曆日最大程度符合的年份是1719年，這一年的曆法特徵是：
（1）五月初五當天交夏至；
（2）十月十二日交小雪；
（3）十二月恰好是小月，只有29天。
然而1719年幷非「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節」，而是「四月十九日酉時交芒種節」，小說的描寫究竟有何深意呢？
如果小說寫到的另外三個特殊日期的確暗示賈寶玉實歲十三歲這一年是1719年，那麽賈寶玉眞實的出生年份就是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而1706年恰好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種」（1706年6月6日）。根據「日梭萬年曆」，以現在的節氣交節時刻計算法計算，當年芒種的交節時刻是15時43分53秒，即「申時」，比「未時」晚了半個多小時。
筆者曾在個人專著《破譯紅樓時間密碼》（江蘇美術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中推測，按清代的節氣交節時刻計算法計算，1706年芒種的確是未時交節，幷斷言小說寫到的「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種」一定是影射1706年，暗示賈寶玉眞實的出生年份，這個年份就是小說眞正作者、曾任江寧織造的曹頫的確切生年。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年）眞的是「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嗎？筆者近期查閱資料，發現華中科技大學老教授張良皋早在1979年就曾於《文學評論叢刊》上撰文披露，據「同治萬年書」，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就是「四月二十六日未時芒種」，眞正與小說所叙「一絲不錯」。不過，張老先生沒有指出該「萬年書」館藏何處，哪年刊刻。
筆者近日購得《中國稀見史料》第一輯第十和第十一册（王春瑜編著，厦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其中收錄了同治三年（1864年）刊刻的《欽定萬年書》兩卷，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這一年的曆表明確記載當年正是「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看來小說寫到的這個特殊日期確實是在暗示賈寶玉及其原型人物、作者本人曹頫的眞實生年。
《中國稀見史料》第一輯第十一册所收同治三年刊刻的《欽定萬年書》書影，明確記載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年）是「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
關於小說眞正作者是曹頫的論證，可作另文專述，本文僅簡要討論曹頫是否生於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年）。曹頫的生年問題一直是困擾學界的懸案，專業研究者都認爲曹頫於1715年繼任江寧織造時至少已經15歲。可是，信史文獻却一再表明，曹頫繼任江寧織造時就是一個小娃娃。
江寧織造曹寅《楝亭集》中有《思仲軒詩》一首，這首作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詩，是曹寅在追念其已去世的弟弟曹荃（宣），曹荃即曹頫的親生父親。曹寅詩中寫道：「隻身念老兄，諸子尚乳湩。」曹頫是曹荃第四子，曹寅的詩表明，康熙四十八年時曹頫仍是一名吃奶的嬰幼兒。
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初七日「曹頫奏謝繼任江寧織造摺」，曹頫在奏摺中自稱「黃口無知」：「竊念奴才包衣下賤，黃口無知，伏蒙萬歲天高地厚洪恩，特命奴才承襲父兄職銜，管理江寧織造。」所謂「黃口」，本指雛鳥，比喻兒童，曹頫此時若非小娃娃，自稱「黃口無知」則完全不合理。
三年之後的六月初二日，康熙在對曹頫的請安摺硃批中，仍稱曹頫爲「無知小孩」：「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
尤爲重要的是，小說文本證據也暗示曹頫的確切生年就是「丙戌年」（1706年）。
小說第八十六回明寫元春生於「甲申年」，第二回通過冷子興之口稱賈寶玉出生於元春降生的「次年」，因此賈寶玉出生於「乙酉年」；小說第五十六回寫到甄寶玉「今年十三歲」，而此時賈寶玉十四歲；第一一四回又寫到甄寶玉比賈寶玉「略小一歲」。因此，甄寶玉必定出生於「丙戌年」。
甄寶玉是何許人？小說第十六回寫到，「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獨他家接駕四次」——這一情節應該是以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四次駐蹕曹寅江寧織造府這獨一無二的史實爲原型；甄寶玉的父親「甄應嘉」，這個名字就是「眞迎駕」的諧音，甄應嘉即以曹寅爲原型。那麽，曹寅是否有生於「丙戌年」（1706年）的兒子呢？筆者認爲，參照信史文獻和小說文本證據來綜合考察，曹寅生於「丙戌年」的兒子，是且僅是1715年過繼給其遺孀的曹頫。因此甄寶玉的原型人物也是曹頫，甄寶玉的生年就是曹頫的生年。
筆者據此認爲，《石頭記》是用精心設計的「一明一暗」兩套「文本證據」來指示出小說作者（甄寶玉和賈寶玉共同的原型人物）的眞實身份和出生信息。「明」的就是小說直接寫出的一套時序系統和身份信息，「獨他家接駕四次」的甄寶玉生於「丙戌年」；「暗」的就是用一組特徵曆日來暗示賈寶玉生於1706年（丙戌年）。
（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