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梦想深处挖掘出现实——简论俞心樵诗歌的艺术特质和价值意义

从梦想深处挖掘出现实

——简论俞心樵诗歌的艺术特质和价值意义

陈林（学者）

诗人俞心樵常常让我想起音乐天才莫扎特，不仅因为这一今一古、一中一外的两位艺术家同一天生日，而且因为他们的艺术品质和价值意义具有相通之处。柴可夫斯基称赞莫扎特是“音乐的基督”，而事实已经证明并将反复验证，俞心樵天才般雄奇瑰丽的创作拯救了现代汉语诗歌，并赋予汉语诗歌至高的尊严。

真、善、美，作为一种价值依归，在麻木不仁的庸常生活中似乎早已沦为褪色的单词；假、丑、恶，作为一种暗黑文化，因与专制权力歃血为盟而长盛不衰。然而真、善、美自始至终都是触发俞心樵激情创作的核反应堆，是其全部创作的母题。“不归于至善的事物不可信任/不建立圣殿的土地终将报废”（《一灯如豆》），俞心樵的创作就是对真、善、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热烈追求，对假、丑、恶“指九天以为正”的猛烈鞭挞，同时又呈现出这狂飙突进的历史进程中英雄人物感同身受的痛苦、无奈、挣扎和撕裂。

歌手莫西子诗演绎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通过“中国好声音”而红遍大江南北，这首让多少人心灵顿时“稀巴烂”的“情歌”，正是根据俞心樵同名诗作改编和谱曲。鲜为人知的是，这不是一首通常意义上的“情歌”，而是俞心樵献给“真善美女神”的“情歌”，类似美剧《权利的游戏》中抗击异鬼保护人类的长城守夜人的誓词。

俞心樵并不是抽象地谈论真、善、美，而是通过对个人价值、个人自由和个性主义一锤定音的完全肯定，构建起“文化复兴”的恢宏体系。换言之，俞心樵诗歌中的真、善、美，有机统一于致力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一点对于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创作意义重大。可以说，俞心樵的创作接续并高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揭竿而起复又失魂落魄的“个性主义”的新传统，这一传统不但为五千年文明古国所未有，而且是未来中国文明进程的基础和方向性的指标，因为这个传统正是“民主”的基石和“自由”的核心。

“自然很美/自然的你/和自然的我/你我在自然中/而没有他她它的自然/就你的自然/和我的自然/就你我在自然中/自然而然/太自然了/太美了。”（《自然》）1983年，15岁的俞心樵创作了这首小诗，在2013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俞心樵诗选》中，诗人特意将它作为首篇选入。俞心樵很可能在回顾中明确地认识到，这首小诗从多方面包涵或者预示了诗人的创作品质，而真善美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显而易见是题中之意。

个体价值、个人自由、个性主义，作为现代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中真善美的宿命和使命，贯穿了俞心樵的诗歌创作。个体在黑暗历史进程中的抗争与毁灭、个性在毫无希望的困境中的悲愤和突围、自由作为不可让渡的人之为人的权利遭遇的戕害以及自由能够迸发的美好想象，交错往复，多声部演奏着俞心樵诗歌宏大的交响乐。

这一艺术特质，天然地决定了俞心樵的诗歌不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我”引吭高歌或浅斟低唱，而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大我”为了你、我、他、它共同的命运“长掩涕而太息”或“漫卷诗书喜欲狂”。俞心樵写道：

回忆人类，我以痛苦为花园

以真理为家，以政治和经济为左邻右舍

回忆中世纪的祖国

月光像一大群美女压下来

我飞马扬鞭

以英雄主义为一生的路途

（《主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漫长诗歌传统的国度，但也因为更为漫长的王权专制的暴虐碾压，中国的诗歌品格发育不良，汉语诗作往往表现为苍白孱弱的辗转呻吟，汉语诗歌传统沦为泛滥的“感伤主义”（sentimantalism），软绵绵，酸溜溜，所以sentimantal（感伤）被译成“酸的馒头”可谓信达雅兼备。

不可否认，汉语诗歌的意象瑰丽、音韵华美、色彩斑斓、芬芳馥郁、情思浩淼，有着令人惊叹的璀璨辉煌；但就诗歌品格而言，却极少建立在真善美价值体系上博大健硕的人格，因此也极其匮乏真正的悲剧性体验，往往在自欺欺人的所谓“顿悟”中将应有的挣扎消解于无形。总体来看，汉语诗歌缺乏一举摧毁庸常妄念、直抵生存真相的大“诗”，却自古以来泛滥着病态呻吟的一己之“私”。

诽谤俞心樵“自恋”的差评者其实无论从诗歌文本还是从诗学理念都找不到任何坚实的理据，而始终视俞心樵为“巨人”的点赞者却很容易发现其“为人民服务”的事实。“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自恋者常有，而呕心沥血为人民服务者不常有。

如果艺术不能自觉担负起为人民凿天窗、开天眼、点天灯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艺术的实践就会沦为纸醉金迷的奢侈，就会沦为对艺术本身的遮蔽、扭曲、悖离和羞辱。很不幸，汉语诗歌的创作实践长期以来只是一种低层次的重复滥情。

在现代汉语诗歌中，首举义旗壮烈突围的是被称为“九叶派”诗人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创作和理论成就，构筑了后来半个世纪里不能被逾越的高峰，也成为滋养八十年代勃兴的“朦胧诗派”的大动脉。

在“九叶派”诗人中，穆旦（查良铮）被誉为“最遥远的探险者”，而穆旦恰恰是坚决捍卫和贯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个性主义”新传统的悲剧诗人，也因此在五十年代初就最早“承受猛烈的拍击”（穆旦《苍蝇》）。穆旦的诗歌生命过早地夭折了，他那激情洋溢、同侪难与比肩的高妙才思悲剧性地不能充分展开。但是，“九叶派”诗人撞开的这道暗室墙缝不可能再被填补，纷至沓来的诗人们必然前仆后继。

穆旦特别强调要以个人之我写出一个时代，要将个人扩展到时代那么大。穆旦的诗及其悲剧人生，正是“荒原”时代对个人价值残酷毁灭的悲歌。八十年代“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北岛，也是高张“个人”的大旗，“红波浪浸透了孤独的浆”，但他还要执着地回答“我不相信”，“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宁愿做一个人”。

北岛“个人英雄主义”的诗篇极具震撼力，艺术成就斐然。但对比俞心樵诗中的“大我”，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很怀疑，北岛一代人，久经“狠批‘私’字一念闪”的氛围，高张个人主义义旗的“大我”，因此难免沾染伪革命浪漫主义的空洞之弊。

俞心樵的“大我”却是血肉丰满的，这个“大我”既是俞心樵本人，又是任何一个坚守真善美阵地的守夜人，是被诗人肯定其个人价值、个人自由的每一个个体；这个“大我”，践履了俞心樵的诗学理想，是为每一个“小我”鼓与呼的当代英雄。

熟悉T.S.艾略特诗论的读者，可以轻松地辨析出俞心樵诗歌技法跟“九叶派”诗学资源的一脉相承，比如“智性”的表达，创作出振聋发聩的格言警句；比如“陌生化手法”，用一连串貌似毫不相干的事物（意象）构筑新奇的比喻象征，展开摧枯拉朽的思辨；比如“悖论”和“反讽”，这种“现代性”的自我拷问使得诗歌充满张力。以诗为证——俞心樵的“诗歌乃一步到位的陌生人，他指出，‘天堂不过是地狱的倒影’”（《浪漫性：清华园的论述或深渊》）。

俞心樵极为娴熟地运用“现代主义”诗歌技巧，以真善美为核心本体，发展出琳琅满目、溢彩流光的喻体，令人目不暇给喘不过气来。这常常使我想起屈原的《离骚》，也使我想起大悲心的佛陀为拯救有情众生而开示八万四千法门。这是一场语言的盛宴，也是一场大脑的风暴。是的，他承认：“就写诗而言/风暴只是我的助手。”（《传神》）这场风暴的旨归，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进！”

尽管承载着悲剧性的宏大命题，俞心樵的创作却并不是歇斯底里的传声筒，而是有着复杂、精密、圆熟的戏剧化处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是，俞心樵从来不用鹦鹉学舌的假洋鬼子术语来抒情、推理、考辨，他所用的绝大部分意象都是散发着朴素温润光泽的普通汉语字词，然而一经俞心樵魔爪的打磨、敲击、捏合、拼贴，看似平庸甚至苍白僵死的春、江、花、月、夜，瞬间在更高的意义上生机勃勃精神焕发；毋宁说，俞心樵用一以贯之的精气神，激活了这些语词，让它们争先恐后地承载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伶牙俐齿地倾诉着诗人的情思。这一“举重若轻”的高妙才华，确实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化境。“黑夜已经黑到家了/而家已经离家出走”，“在没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这些广为传颂的佳句，是多么巧妙地传达了诗人沉痛的主题。

意象的朴素温润，让人想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海子。将海子与俞心樵做比较研究是饶有趣味的。在2010年才读到俞诗时，海子的诗一直是我的挚爱之一，但我对海子的诗也有不满。海子是一个凌空高蹈的透明仙子，他的喜怒哀乐已经剥离了人间的苦难，虽然在他的诗作中还有麦子、野花和青草。海子更多的是孤独地走进了太阳内部，或者天使的翅膀被太阳烤得像腊一样融化而坠落。我喜欢语言的游戏，但不是那么喜欢只会游戏的语言。俞心樵不同，俞心樵的创作从未须臾离开过灼热的现实，海子在飞升，俞心樵却是地狱之门上孔武有力的思想者，随时践履地藏菩萨的誓言。

思辨，行动，这是俞心樵诗歌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指征。很多读者热烈地喜欢着俞心樵诗作强烈的抒情性，却往往忽略了其中思辨的内核。焦虑，撕裂，张力，正是一个现实行动者对方案合理性的持续探索，也成就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品质；不可救药的感伤主义者才会沉迷在喃喃自语的咒语誓言中，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恋”经不起任何现实的锥刺。

同为现代主义诗歌，俞心樵的创作又明显不同于穆旦。我既遗憾又高兴地看到，俞心樵的诗歌在各方面都“轻而易举”、远远地超越了我熟悉的偶像。穆旦略显生硬地借用了艾略特、奥登、叶芝等诗人的典故，用以表达在中国现实中的个性思考，他的激烈和执着往往导致诗作的智性大于意象，“质胜于文”，刚烈有余而柔美不足。

俞心樵的诗学资源更为驳杂，但经过诗人熔炼的西学资源几乎不着痕迹地潜藏在“中国特色”的表象之下，这一特质与很多现当代诗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做文本细读辨析，通常不容易看出俞心樵的意象哪处源自但丁，哪处受到惠特曼的影响，哪处化用了圣经，哪处又汲取了佛陀的智慧，“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信手拈来出神入化地构建了俞氏七宝楼台，法相庄严，又璀璨润泽。经俞心樵的点化，海伦具有西施的品质，古罗马的战场搬到了杭州，唐吉珂德变成复仇的哈姆雷特，背负十字架的自由战士也是护法的金刚。

很多现当代诗人受到拙劣“翻译体”的毒害，往往将作品写得像分行的散文，丧失了诗歌本来应该具有的韵律之美。但俞心樵不同，他既从中西格律诗中学习整饬的押韵，又根据汉语的平仄起伏精心设计“自然的”音韵节奏，使现代汉诗也能极富韵律之美。正因为如此，俞心樵的诗适合吟唱，合律则能入乐，这是古人熟悉的法则，而俞心樵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兴”了汉诗与音乐的联姻。

更为重要的是，俞心樵似乎从不受语言的捆绑，相反却能给语言松绑，激活了“标准化”下日益暮气沉沉的汉语，赋予了汉语语词崭新的内涵，因此涅槃成新的用典，这是俞心樵对汉语的伟大贡献。俞心樵的这一成就，足以激励当代和后世真正致力于诗歌艺术者勇敢挖掘任何一个字词可能的比喻义象征义。

进一步说，俞心樵对汉语的伟大贡献，集中体现为对比喻象征的汪洋恣肆的运用；特别是在伪后现代鬼头鬼脑“反比喻”、“反象征”、“反意义”的叽叽喳喳声中，俞心樵比喻象征的冲锋陷阵，就是横扫千军的速效杀虫剂。俞心樵的胜利，是汉语的骄傲，是比喻和象征在诗歌殿堂中重获新生的庆典法会。

俞心樵对汉语的伟大贡献，还在于他巧妙地发挥了汉语独特的语言特点，创造性地并极为娴熟地使用“歧义性表达”的手法，使得看似单线或平面发展的诗歌语词乃至结构突然具备了多指向、多层次的复杂精密，极大地拓展了诗境内涵。《传统诗艺》一首就是典型代表作，我曾撰写《传统在传统技艺中涅槃》一文予以详细分析。我们也可以说，俞心樵利用了汉语独特的语言特点，创造性地实践了“现代性”诗歌所推崇的“朦胧”和“悖论”等艺术手法。

俞心樵的诗作目前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和传诵，这是可喜的现实。但我也注意到，在广为传诵的诗篇中，暂时还没有俞心樵两首极具特色的代表作《传神》和《浪漫性：清华园的论述或深渊》。这两首长诗不但在俞心樵迄今为止的个人创作中具有巅峰性意义，典型展示了俞心樵诗歌创作主题和艺术手法，而且在汉语诗歌迄今为止的创作历史中具有胡夫金字塔般的里程碑意义，它们的精致、复杂和深刻在世界文学史上亦足以为汉语文学赢得无可置疑的骄傲和至高尊严。

汉语诗歌创作极少长诗，除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寥若晨星的华章成就亦不高。秦汉以降，在君王无所不用其极的暴力钳制和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绞杀之下，诗人一溃千古，诗歌沦为娱宾遣兴的雕虫小技，长诗的濒临灭绝与诗人人格、诗歌品质的萎缩成正比。

但是，长诗的涅槃复兴是文体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正如艾略特所呼吁，现代生活的精密复杂，要求诗人不得不变得更为晦涩暧昧，甚至不得不走向诗剧的创作。另一方面，长诗肯定是集中检验诗人精神品质和语言品质的重要指标，没有高质量个人长诗创作的族群，在世界文坛上难免英雄气短。

我必须特别标举《浪漫性：清华园的论述或深渊》这首长诗对于俞心樵、现代汉语诗创作乃至中国文学的独特意义价值。这首长诗简直是关于俞心樵个人的经典寓言，它令人瞠目结舌地看到，俞心樵的诗作一出现，就已经登峰造极，他仿佛未经缓慢的生长爬升，而是从轰然炸裂的石头中蹦出来的齐天大圣。

同时，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肯定会认识到，自古以来狱中的诗人通常只是感怀身世，作楚囚之悲，但俞心樵这首长诗无论精神品质还是语言品质都无与伦比。身陷牢狱的诗人在一个雨夜从容不迫、雍容华贵、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思考着诗歌的品质，当然也是思考着人之为人的品质，思考着“从梦想深处挖掘出现实”，在荒唐人间重建科学和伦理大厦的紧迫性与可能性。“诗人不幸诗家幸”，这首长诗在俞心樵的创作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标志性意义，也是汉语诗歌演进至今的巅峰之作。

《浪漫性：清华园的论述或深渊》可以视为俞心樵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发轫之作。2013年10月，俞心樵在纽约发表了一篇历史性的惊世演讲，提出“人格和文化上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完善，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更深刻的一种政治”，这是理解俞心樵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尽管在俞心樵的很多诗篇中可以摸索到“文化建设”的逻辑演进，但《浪漫性：清华园的论述或深渊》完整奠定了这篇演讲的逻辑基础，因为这首长诗正是在探讨以诗歌为核心的文化品质、人格品质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完善。

俞心樵在美国佛蒙特逗留期间，曾于一个晚上创作了19首体式内涵各各不同的高质量短诗，预示着“文化建设”井喷期的开始。熟悉俞心樵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自那以后，俞心樵几乎每天都在朋友圈发表高质量的短诗；那些看似随手写下的短句，我知道，那是梵高的速写练笔。我深信，在当代中国，没有哪位诗人具有俞心樵这样的创作底蕴、创作才能和创作成就。看着他那庞大缓慢的身躯，我常常在心里暗笑，戏谑地想着，这个大家伙肯定是创作思维太活跃，以至于身体必须小心翼翼，不然会被飞驰的神思拽倒。

俞心樵诗歌的意义价值远不止于诗歌本身，很显然，俞心樵“文化建设”的意义价值远不止于建设文化；诗歌在“文化建设”中就是“吾导夫先路”的革命军中马前卒，这是俞心樵以“真善美”为核心的诗学理念先验决定的角色。

俞心樵曾经在朋友面前狡黠地咕哝着“不学诗，无以言”，每念斯境，我总忍不住大笑。我应该学习奥巴马总统的愤怒翻译官，将俞夫子的狡黠咕哝直接翻译成“不学俞诗，无以言”。俞心樵的诗歌不但是汉语文学的丰碑和宝藏，也是中国当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典型见证。举例而言，俞心樵诗歌对于真善美执着热烈的追求，就照见了九十年代以来强权无往不胜之下“人文精神”的不三不四、松松垮垮、东倒西歪。

俞心樵也在学习俞心樵，在转向“文化建设”之后，俞心樵对自己的拆解、剖析和“资产重组”更加积极，他在近期井喷般的创作中反复表达了类似的思考。“我希望我尽早地完全地脱离现实，尤其是贵国的现实。我的竹林里埋着清风明月，我的每一株葡萄树下都埋着几颗星星。”（《小院》）诗人的祈祷貌似安详，剥离了英雄主义大我长期的紧张焦虑，其实这是一种更深刻的无奈。“贵国的现实”是假丑恶全面开花的现实，诗人希望脱离却不可得；诗人貌似“埋葬”了清风明月和星星，可这又何尝不是“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愿俟乎时而吾将刈”，收获梦想的现实？

俞心樵对个人的意义价值其实早已做了完全的肯定。一位真正的优秀诗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历史梳理能力，认识不到自己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如此认知状态也不可能成就一位真正优秀的诗人。在广为传诵的《墓志铭》一诗中，诗人对“你”这位毫无心肝的造物主发出指示：

你要向蓝天认错

向白云认错

向青山绿水认错

最后向我认错

最后说 要是俞心樵还活着

该有多好

这首诗在一个层面和方向上可以理解为诗人对自身价值的完全肯定，因为“你”对诗人的残害意味着“你”所创造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是荒谬的。我要进一步申说的是，包括诗歌界在内的当代中国知识界，不能及时完全肯定俞心樵诗歌的伟大意义和价值，不能好好地从中汲取丰富的滋养，那么所谓的文学、诗歌、文化、思想、艺术等等，都是荒谬的。

对诗人的骄傲感到浑身不自在的读者，也可以换一种角度去思考《墓志铭》墓主的角色，即不将墓主局限于俞心樵本人，而是视为通过俞心樵投射出来的一个有价值、有意义、有血有肉的个体。如此一来，这首小诗的“大我”色彩和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造物主的认错，就不是简单地向俞心樵一个人认错，而是向一切被毁灭的美好个体生命价值的认错。

幸好俞心樵还活着，这有多好。

2015年小暑于广州